1樓：冷丨凌灬楓
三國兩晉南北朝,從3世紀初三國鼎峙起,直到6世紀末隋統一止,經歷了近4個世紀。 在此期間,若干政權割據的時間長，邊境一些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和部分漢人的流動、遷徙,特別是統治集團間的掠奪混戰,不僅延長了**局面,而且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同時,也加速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進了邊遠地帶和南方地區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為以後隋唐的繁榮準備了條件。
因此，這時期考古學的特徵是：地方特色比較濃厚；過渡性比較顯著；邊遠地帶增多；不少遺蹟遺物突出了軍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遺蹟遺物更為引人注目；佛教遺蹟儲存較多，佛教雕繪得到發展，形象地說明這種外來的宗教獲得較為廣泛的傳播。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資料的發現與著錄，唐代即已開始。
北宋提倡恢復古禮，研討古器物蔚成風氣。宋元地方經濟發展,促進了都邑志書的纂修，因此,較詳細地著錄三國兩晉南北朝遺蹟遺物，應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據之學,石刻的輯和古器物的考訂,規模廣泛又駕宋元之上。
清末迄抗日戰爭以前,在鐵路工程中,南北各地發現了大批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葬，大量隨葬器物流入市場。自此金石文物學家的收藏與記述，脫出主要依靠歷代傳世遺物的範圍；而帝國主義的掠奪破壞也隨之而來。當時破壞最嚴重的地點，是河南洛陽一帶和浙江紹興地區,而以洛陽尤甚。
帝國主義勾結商，十數年間洛陽附近北朝大幾無一不被盜掘。盜掘破壞之風波及江蘇、山東、河北南部、遼寧南部與吉林東部從19世紀末起,一些國家就紛紛派人進入中國新疆地區，對各種遺蹟、遺物,肆無忌憚地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劫奪和破壞這種文物的外流和破壞,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開始對重要遺蹟進行實地調查，較重要的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調查甘肅(1923)和(1924)，調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中國營造學社調查山西大同(1932)，**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江蘇南京、丹陽地區六朝陵墓(1934～1935)和河南洛陽、安陽寶山等石窟(1934～1935)，考古組調查河北南部(1935)等。重要的考古發掘，有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吐魯番地區發掘的車師、高昌墓葬(1930)，和**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在敦煌發掘的魏晉墓葬(19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規模地開展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2023年**文物局調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發掘雨花臺吳晉墓群為開端。2023年以來，各地較普遍地發現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各種遺蹟，也較普遍地對地上遺蹟進行了勘測。2023年以後，逐漸開展整理研究工作，較有成績的專案有：
墓葬分割槽與分期的研究；城址佈局的研究；邊境地區遺蹟遺物的討論；中外文化交流遺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遺蹟的研究等。
根據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綜述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採取分割槽組織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兩個主要地區；北方和東北、新疆也都各具特點；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應另分一區,但因考古發現較少,個別遺址暫附北方地區。
2樓：匿名使用者
最早素瓷依照顏色分類，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種常見顏色的瓷器。東漢以來至魏晉時製作的瓷器，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多為青瓷。這些青瓷的加工精細，胎質堅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層青色玻璃質釉。
這種高水平的制瓷技術，標誌著中國瓷器生產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瓷窯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學者對考古出土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進行過多次科學鑑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標準，使長期存在於考古學界的陶瓷混稱現象有所改變，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進步。根據古陶瓷學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標準，我國真正的瓷器開始出現於東漢，發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帶。隨後，南方各地也開始設窯燒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瓷器生產已進入成熟階段。北方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瓷業的出現大約要遲至北魏統一北方以後。根據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況，分別介紹如下。
南方的瓷窯和瓷器
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方瓷窯，主要分佈在浙江和蘇南宜興一帶，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內也有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瓷器，絕大多數發現於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雲南、貴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國瓷器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區之一。其中燒造最早、產品數量最多、質量最好而最負盛名的是越窯青瓷。浙東的上虞、寧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發現了東漢中晚期的越窯窯址；在東漢晚期墓中，又相繼發現用越窯生產的青瓷器隨葬。
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曾對上虞小仙壇東漢越窯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紋壘瓷片進行測試化驗，並與上虞龍泉塘西晉越窯青釉瓷片的試測資料進行對比研究，證實這些青瓷片具有瓷質光澤、透明性較好，吸水率低，燒成溫度達1300℃左右，胎釉結合緊密，符合近代瓷的標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浙一帶的制瓷業迅猛發展，僅上虞一地，已發現東吳時期的窯址30 多處，西晉窯址60 多處。曹娥江沿岸的帳子山、鞍山、小仙壇、龍池廟等地，窯址密佈，是當時燒造青瓷器的重要場地。這裡不僅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瓷土，也有燒製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為青瓷的遠銷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運輸條件。
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經常發現是浙江生產的越窯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紹興、餘姚、鄞縣、寧波、奉化、臨海、蕭山、餘杭、湖州以及江蘇的宜興等十幾個市縣，也都發現了六朝瓷窯遺址。根據製品釉色的不同，可分為越窯、均山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越窯主要分佈於浙江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
均山窯在江蘇太湖之濱，集中分佈於宜興丁蜀鎮和均山附近。甌窯在浙南溫州一帶。婺州窯主要分佈於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
德清窯主要分佈於浙江北部的德清縣及其附近。上述瓷窯，除德清窯和上虞帳子山窯兼燒黑瓷以外，全部燒製青瓷，各有特色。
發掘資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採用龍窯燒製，起初是陶瓷同窯共燒，以後逐漸分離。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進。大體說，窯身由寬短變成狹長，由統燒改為分段燒，窯床斜度由前緩後陡變成10 多度平斜，窯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隨著窯爐的改變，燒製技術的提高，窯具的設計也有改進，從而增加了裝燒的數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質量。
考古發現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長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佈區，特別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馬鞍山、蕪湖和東下的揚州、鎮江一線。根據器形、裝飾紋樣，釉質色澤以及坯體等特點，可分為孫吳、西晉、東晉、南朝四個發展階段。
東吳青瓷較多保留東漢瓷的特點，常見器形有缽、雙耳或四耳的罐，雙耳或四耳的盤口壺，雙沿罐，水盂、油燈、香薰、唾壺等日用器。此外還有專供隨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穀倉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雞籠之類。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勻。
裝飾紋樣有弦紋，模印的斜方格回紋、斜方格井字紋，雕刻，鏤空，堆貼等技藝。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東吳越窯青瓷器，造型大多優美雅觀，例如，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4 號墓出土的「赤烏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涼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燈，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雙系罐和雙系、四系盤口壺，1962 年溧陽東王公社鳳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組青瓷明器（倉、灶、水盂、鐎鬥、提籃等），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壇白塔天璽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樓臺穀倉罐，等等，都是越窯精品，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青瓷製作的高度藝術水平。
西晉青瓷的成就最為突出。工藝技術、器形種類以及裝飾變化，都比東吳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常見的器形除東吳時原有的以外，出現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雞頭或虎頭的雙耳罐、扁壺、圈足唾壺、獸形尊、三足盤、多子福、鏤空香薰，熊頭或兔頭水注；明器中新出現犀牛形鎮墓獸、男女俑、尖頭形灶、豬舍、狗舍等。
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採用動物形象，有的用動物形象作裝飾。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飾帶，如細小斜方格紋，井字菱形紋，聯珠紋。在盆、缽、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劃海星紋和水波紋。
穀倉的裝飾更為突出。在穀倉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種形象的奴僕、衛士、闕樓館閣、長廊列舍、龜趺碑等複雜的內容。西晉晚期出現了在青釉上點染醬褐色斑紋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單色釉的傳統作風，豐富了釉的裝飾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寫年號、產地和製作者的姓名，也是東吳西晉越窯青瓷器的一個特點。例如上述南京趙士崗東吳虎子，腹部刻「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作」，江蘇金壇西晉墓出土扁壺上刻「紫（此）是會稽上虞範休可作坤者也」。紹興、餘姚、平陽發掘的西晉墓，以及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墓內隨葬的堆塑樓臺穀倉罐上，往往在樓臺下方的龜趺碑上分行刻寫「元康×年×月造，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等字樣。
說明上虞一帶是當時青瓷器的重要產地，同時反映了生產青瓷器的商品性質。
東晉時，青瓷生產進入普及階段。瓷器造型趨向簡樸、實用，裝飾大大減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見的產品有罐、壺、盤、碗、缽、盆、洗、燈、硯、水盂、香薰、唾壺、虎子和羊形燭臺。
飲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紋飾以弦紋為主，少數器物上仍可見到水波紋。到東晉晚期，開始出現蓮瓣紋。
南朝仍採用兩晉時的制瓷工藝，多數胎質緻密，呈灰色，通體施青釉。器形較小，製品以雞頭壺、盤口壺和四系罐為最多。浮雕蓮瓣和刻劃蓮花紋成為當時的主要紋飾，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間已十分盛行。
西晉後期出現的褐色點彩工藝仍普遍存在，但褐點小而密，與初始時不同。
長江中游的江西、兩湖和四川，大約在三國時期開始設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吳永安六年墓、吳高榮墓、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鄂城吳孫將軍墓，隨葬的青瓷器，為這看法提供了實證。這四座東吳墓隨葬的青瓷器，胎質、釉色、器形基本相同。
屬於越窯青瓷系統的一個分支。胎呈淺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殼青兩種。豆青釉薄勻潤，開細片，不脫落；蟹殼青釉不甚均勻，呈蠟淚狀，有脫落現象。
釉不及底，有些壺、罐表面印麻布紋。主要器形有罐、壺、缽、碗、碟、盅、盤、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倉、灶、碓、磨、臼、牛車、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與浙江越窯青瓷均略有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馬鞍山孫吳朱然墓和佳山吳墓，墓中隨葬的部分青瓷器竟與這四座墓出土的同類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國時已經燒製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為商品遠銷到長江下游。
西晉時期，長江中游的青瓷器數量明顯增多。從墓中隨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隨葬青瓷器66 件，陶器僅6 件；湖北黃陂灄口吳末晉初墓隨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陽、長沙較大的西晉墓，幾乎全部用青瓷器隨葬。
一般造型規整，釉色瑩潤，裝飾華美，有捺印、貼花，加彩和透雕，並開始出現褐釉點彩的新工藝。缺點是釉胎仍結合不好，吸水率和氣孔率都較高。進入東晉南朝時期，這裡與長江下游一樣，青瓷製品轉入以日用器皿為主，明器少見，紋飾趨向簡樸，燒製技術有所改進，但釉面光澤較差，透明度始終不及長江下游所產
已發現的長江中游六朝窯址，重要的有四處，即江西豐城窯址、湖南湘陰窯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窯址。豐城窯址分佈於羅湖一帶，範圍約3 萬平方米，廢品堆積有的達5—6 米。1979 年發掘。
上層堆積唐代瓷片，下層堆積的瓷片與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豐城唐代屬洪州，這裡發現的南朝窯場，應是唐代洪州窯的前身。湘陰窯址分佈於縣城堤坑一帶，範圍約10 萬平方米。
1973 年發掘。在25 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出土西晉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還有大量的匣缽等窯具。其中的兩晉南朝瓷器與長沙、瀏陽、湘陰、益陽、郴州等地的兩晉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
湘陰唐代屬嶽州，這裡發現的兩晉南朝窯場，應是唐代嶽州窯的前身。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縣的固驛窯址、十方堂窯址，都只做過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初步認為這些窯址均始燒於南朝而盛行於唐代。
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壺、四系罐、斂口平足碗，以及杯、盤、缽等日用器，都可以在這些窯址的遺物中找到歸屬。
《聊城縣誌》記載：「聊城為高陽氏（即黃帝之孫顓頊）蒞臨之地。」當地人為了懷念他，給他修了衣冠冢，冢旁蓋了廟，人稱「聊古廟」。
明萬曆年間在此建有廟宇。清宣統二年修纂的《聊城縣誌》記載：「聊城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陽氏陵，俗稱聊古廟」。
北魏酈道元記錄其當時的風貌說：「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戰國時期齊燕兩國戰於聊，魯仲連射書喻燕將即此。
魏晉南北朝，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什麼
魏 220 265 曹丕所建 都洛陽 吳 222 280 孫權所建。都建業 即建康 蜀漢 221 263年 成都 晉朝西 265年 316年 定都洛陽 東 317 420 南京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什麼 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350年中只有一段 大一統 西晉 而餘下 朝代替換很快並有多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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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帶動科技持續上升，但由於戰爭，生產力直線下降。北方很亂，經濟重心漸漸南移，民族融合 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民族大融合時期，對以後的隋唐盛世起到奠基作用，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有很大作用。從汗到兩晉，純種 的中國人已經墮落不堪，傳統的文化也需要新的血液，這個時期中華文明吸收了北方的遊牧文化，才給中華文明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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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實行漢化，禁胡服 胡語，改變度量衡，推廣教育，改變姓氏並禁止歸葬，提高了鮮卑人的文化水準，是西北方各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後民族融合的一次總結，對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從民族關係角度來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發展的潮流或趨勢是什麼？分析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原因以及列舉該時期的重要文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