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繼潤
武則天時期人口數量3700萬左右。
因隋末唐初的戰亂導致全國人口銳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兩百餘萬戶 ，李唐統一全國後戶口開始逐步恢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戶數恢復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 ，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戶380萬 ；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約達3714萬人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戶數達9619254，口數達52880488，為官方戶口統計的峰值 。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戶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學者分析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峰值達六千萬左右。
2樓：匿名使用者
近來看到有人在談論武則天時期經濟如何繁榮、人口如何眾多，因此寫了這篇小文章，**一下武則天時期的人口問題。
一、武則天末期的籍面戶口數字
據《唐會要》卷84記載：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戶部尚書高履行奏，計戶三百八十萬。
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戶部尚書蘇瑰奏，計戶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從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神龍元年（公元705年）這50多年間，唐朝籍面戶口從380萬戶增長到615萬戶，增長235萬戶。
這條記載，被某些人反覆拿來宣傳，以證明武則天時期的經濟好，人口眾多。
但是且慢，這裡面有兩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
第一，人口不是一天就增長上去的，而是逐漸積累上去的。
從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這30多年是高宗統治時期，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神龍元年（公元705年）這20多年是武則天掌權時期，也就是說從時間上推算，這235萬戶的增長，主要功勞要歸於高宗，次要功勞才是武則天的。
第二，這615萬戶，只是籍面戶口，而籍面戶口與朝廷實際管理的戶口是有差異的，而這種差異，在有些時期是非常大的。
原因很簡單，當某個時期因天災、戰禍和朝廷的經濟剝削等原因，人口會有大量死傷和逃亡，而如果朝廷對於逃死的人口不能及時從戶口簿籍中剔除，而是繼續保留，那就出現了丁口虛掛的問題，即籍麵人口與朝廷實際控制人口出現差異。
下面我們就分2個層次來談談這個問題，即人口逃亡問題和人口虛掛問題。
二、武則天時期的人口逃亡問題
人口的大量逃亡，可以說是貫穿武則天的整個統治時期。
1、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永昌元年（公元689年）
早在垂拱初年，人口逃亡問題就已經出現了。據《全唐文》卷211陳子昂「上軍國利害事（三條）」記載：
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恆、趙，莫不或被饑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
《資治通鑑》將陳子昂的上疏附於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是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向前推五六年，大致是高宗末年突厥復叛的時候，由於饑荒、災害、戰事等原因，導致劍南、河隴、山東、河北等地已經出現了人口流散達到「十至四五」的局面。
造成這種局面，主要是高宗的責任，與武則天的關係倒是不大，而且在陳子昂上疏的時候，情況已經有所好轉，如陳子昂所說，「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
可見，在垂拱初年，自高宗末年出現的大規模人口逃亡局面得以暫時的緩解。
但是，這種緩解也僅僅是初步緩解而已，因為就在短短數年之後，陳子昂在「諫雅州討生羌書」（《全唐文》卷212）中提到，「況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資治通鑑》將此事附於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可見，在短短數年之內，山東和關隴地區還是出現了人口逃亡的問題。
當然，此時的人口逃亡問題並不別嚴重，因此陳子昂只是一般性的提出問題，朝廷也並未採取針對性的措施。
2、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聖歷二年（公元699年）
人口逃亡問題到了這一時期變得愈加嚴重。現將這一時期的相關奏疏列舉如下：
（1）據《唐會要》卷85記載，證聖元年（公元695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掛。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闕於恆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
此時李嶠不但將人口逃亡作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提出來，而且還進一步提出瞭解決辦法：
臣以為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
可見此時人口逃亡已經比較嚴重了。
（2）據《舊唐書》列傳39狄仁傑傳記載，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傑上疏：
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3）《全唐文》卷29唐玄宗「置勸農使詔」記載：
當天冊神功之時，北狄西戎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
《資治通鑑》將此事附於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可見，自天冊萬歲元年（亦即證聖元年，公元695年）至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人口逃亡已非常嚴重，並一直拖延到開元年間都未完全解決。
（4）區域性角度闡述
這一時期的人口逃亡問題，還有部分人從區域性角度也進行了闡述，並提出了具體資料。
據《舊唐書》列傳41張柬之傳記載，張柬之於神功初年（公元697年）上表：
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
另據《全唐文》卷211陳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條）」記載，聖曆元年（公元698年）五月十四日，陳子昂上表描述四川部分地區的情況：
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
3、久視元年（公元700年）至神龍元年（公元705年）
進入武則天統治後期，人口逃亡問題進一步惡化。
據《舊唐書》列傳38韋嗣立傳記載，韋嗣立上疏：
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韋嗣立該上疏中提到，「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永淳元年是公元682年，後推20年，是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可見已進入武則天統治的後期。
而此時的情況是，天下戶口已經逃亡過半。
這一說法是否有別的證據支撐呢？
《唐代人口問題研究》中提到唐代詩人王梵志的詩《天下浮逃人》有以下2句：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
唐長孺先生在《讀王梵志詩偶得》中考證，該詩作於武則天時期。
另據《全唐文》卷372柳芳「食貨論」記載，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宇文融括戶前夕，戶口的逃亡情況是：
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
即浮逃人口占總人口的10%-20%。
注意這已是開元十幾年的事情了，經過了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的大規模括戶和開元初年的休養生息，民眾已開始逐漸安定下來，但即便如此，浮逃人口仍然達到了10%-20%，可見，武則天統治後期的長安年間，人口逃亡過半，恐怕並無過分的誇張。
實際上，人口的大規模逃亡問題，也已經引起了武則天的重視，並開始進行大規模蒐括逃戶。
據《新唐書》列傳50蘇瑰傳記載：
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蒐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庾蔽。
據唐長孺《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分析，吐魯番檔案中有一份關於逃戶的檔案，其中明確提到「括戶採訪使」，而檔案日期是長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唐長孺先生認為，十道使括天下亡戶，當在長安三年（公元703年）。
綜合以上情況分析，人口逃亡問題，貫穿於武則天統治的整個時期，而且愈演愈烈。
三、武則天時期的人口虛掛問題
上面分析了武則天時期的人口逃亡問題，但是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如果朝廷能及時剔除逃亡的人口，那麼，籍面記載的615萬戶就不包括逃亡人口。
那麼實際情況如何呢？
筆者認為，實際情況糟糕的多，武則天時期伴隨著人口逃亡，還存在嚴重的人口虛掛的問題。
（一）以出土文書證明人口虛掛問題
關於人口虛掛問題，凍國棟先生在《關於唐代前期的丁口虛掛——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中進行了詳細分析。現摘錄該文引用的幾段出土文書記載：
1、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出土《唐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帳後西州柳中縣康安住等戶籍》記載：康安住，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行沒落；弟安定，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金山道沒落；弟安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
2、《武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西州籍》記載：男那你盆，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帳後死；女迦勒，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帳後死。
3、《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縣效谷鄉籍》記載：夫邯屯屯，聖歷三年（公元700年）帳後死；男長命，聖歷三年（公元700年）帳後死；父師，聖歷二年（公元699年）帳後死；母汜，聖歷三年（公元700年）帳後死。
通過這些文書殘片，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已死的人口，本應迅速除籍，但最長的居然近30年不曾除籍，據凍國棟先生考證，從目前出土的文書來看，這種現象始於武則天時期，太宗和高宗時期的出土文書中未發現這種現象。
（二）虛掛人口推算
結合武則天時期人口逃亡和人口虛掛的問題，我們大致推測一下武則天時期朝廷實際控制的人口。
1、根據韋嗣立和柳芳的文章推算
上文提到，韋嗣立在上疏中說人口逃亡過半，我們姑且算作50%，柳芳說開元早期人口逃亡10%-20%，折中考慮，按30%計。
當時籍麵人口為615萬戶，乘以30%，則有大約180萬戶屬於戶口逃死而籍面不除的情況，扣除這一數字，朝廷實際控制的人口只有大約430萬戶，將此數字與50年前的380萬戶相比，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人口增長是比較緩慢的。
2、根據庸調收入驗證
這種推算是否合理呢？筆者通過對當時庸調年收入的情況進行驗證。
（1）太宗貞觀年間情況
先看貞觀早年的庸調收入。
據《舊唐書》列傳20戴胄傳記載，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戴胄上表：
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稟。隨即出給，才供當年。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戴胄上表：
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
通過以上2條記載，可以看出，在貞觀初年，唐朝每年的庸調收入大約是100萬匹絹，而每年大致是收支平衡，「隨即出給，才供當年」，即每年的財政支出大約也是100萬匹絹。
根據翁俊雄所著《唐初期政區與人口》一書的分析，按貞觀十三年戶口大簿記載，當時全國戶口為300萬戶，1200多萬口，平均每戶約4人。
當然，這些戶口並不都需要納稅，而是區分為課戶和不課戶，至於課戶的比例，可參照天寶年間的比例，據《通典》食貨典記載，「（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課戶所佔比例約為60%。
據此推算，貞觀十三年，全國課戶約為180萬戶，假設每戶一丁，唐朝當時的租庸調製度規定，每丁每年納絹二丈（《唐代財政史稿》），則180萬丁每年需繳納絹360萬丈，按四丈一匹計算，計絹90萬匹，考慮到課戶不可能每戶只有一丁，因此90萬匹的計算偏於保守，實際上可能會比90萬匹稍多，而這正與上文引用的戴胄的歲收支絹100萬匹的記載基本吻合。
這可以說明，貞觀十三年的這300萬戶人口的統計，是比較準確的，基本不存在人口虛掛的問題。
（2）高宗永徽初年的情況
永徽初年緊承貞觀，因此人口虛掛的問題同樣並不嚴重。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人口380萬戶，按60%計算，課戶約230萬戶，按每戶一丁、每丁每年絹二丈（半匹）推算，每年收絹115萬匹。
（3）武則天末期的情況
據《全唐文》卷236韋嗣立的「請減濫食封邑疏」記載：
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略問戶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
倘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
《舊唐書》列傳38記載，「及承慶卒，（嗣立）代為黃門侍郎，轉太府卿」，而《韋承慶墓誌》記載韋承慶卒於神龍二年（公元706年），則韋嗣立擔任太府卿大約也在神龍二年（公元706年），雖然已進入中宗時期，但是距離武則天統治時期很近，此時的財政情況可以反映武則天統治末期的情況。
那麼當時的財政情況如何呢？
當時每年的庸調絹數僅為70萬至100萬匹，當然，根據韋嗣立後面提到的「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可見當時食實封的家族收取的庸調不經過太府，而是直接徵收，因此，計算人口時，這部分絹數需要加進來。
關於這部分庸調的數量，韋嗣立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出現了計算錯誤，當時調的徵收標準是絹二丈，而不是絹二匹，對此，李錦繡所著《唐代財政史稿》進行了專門辨析，因此，食實封的家族拿走的是120萬丈，即30萬匹，而不是韋嗣立說的120萬匹。兩項合計，每年的庸調絹數約為100萬至130萬匹，我們姑且按最高額130萬匹計算，以每丁每年納絹二丈（半匹）計算，當時朝廷有丁260萬口，據《資治通鑑》記載，神龍元年有戶615萬，口3700萬，每戶有6口，比貞觀十三年的每戶4口增加了50%，如果假設貞觀年間課戶每戶1丁，則武則天末期當為每戶1.5丁，據此推算，當時的課戶僅為約170萬戶，而按照60%的比例推算，當時朝廷控制的實際人口僅僅為280-290萬戶，不到籍面戶口的一半，還達不到貞觀十三年的水平，與上文韋嗣立說的「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判斷基本一致。
即便仍然按照每戶1丁匡算，則課戶約為260萬戶，按60%推算，朝廷實際控制的全國人口也僅僅為約430萬戶，與上文按照折中的30%逃戶比例推算的數字基本一致。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武則天末期，在籍面615萬戶的背後，唐朝實際控制的人口下降到了什麼程度，進而看到當時人口逃亡嚴重到了什麼程度。而據此，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一下，武則天時期的經濟到底是個什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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