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江淮一楠
在德國福利模式裡,公司和企業的「共同決策」既是工會強大的表現,也是工會依靠集體談判制度提高其工資福利待遇的主要手段,這是德國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徵。但是,德國企業「共同決策」的法律地位在日本企業裡則更多地表現為長期承諾和終身僱用,這是日本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徵。所以,就勞資合作與工人福利來說,雖然都與職業密切相聯,但在日本,企業很重要,在工人眼裡僱主是個大家長,而在德國,階級則更重要,在工人眼裡他們是兩個對立集團。
第一個啟發是,我國福利制度建設應該有個明確目標,否則,走一步看一步,就很容易走彎路。目前我國福利制度正處於立法密度最大的重要歷史關頭,《社會保險法》和《社會救助法》正在擬議中,待各項制度都建立起來,有了剛性,就難以調頭了,這就是日本的教訓。2023年石油危機使日本「福利元年」受挫,80年代英國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掀起的對福利制度的「革命運動」更使日本無所適從:
一方面它要滿足國內的願望,應付國外的壓力,發展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對福利制度「西化」的憂慮使它不得不採取措施以維持東亞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家庭中心主義特色;這一矛盾表現在福利政策上,就是福利支出膨脹與福利收縮的交替出現。
第二個啟發是,從這次世界經濟危機和日本的經驗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選擇性模式應對經濟波動的彈性和適應性更大一些,並且這個模式更符合儒家傳統文化,也符合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當然剛才說過,支出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不大,關鍵問題還是應該選擇一個適合中國社會和國民長期利益的模式。
選擇性模式的特點是繳費型的保險制度水平要適當,非繳費型的保障制度要花大力氣去建設,不能走偏,不能走樣,不能過高,在這方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訓。選擇性模式強調支出目標群體要瞄準。很顯然,普救性制度不太適合我國國情,因為它應對外部需求和經濟波動的能力較差。
這就是第三個啟發:社保制度建設和社保立法要量力而行,不可超越經濟發展水平。否則,有些立法將會欲速則不達。
我覺得,我國2023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就有一些經驗教訓。韓國也曾有過類似的兩個教訓。一是韓國早在2023年就制訂了「醫療保險法」,但因種種原因,包括認識不統一和財力不足等原因,最終沒有實施,結果是在14年後的2023年才開始部分實施,又過了12年之後的2023年才全面實施。
第二是2023年韓國開始實行國民年金制度時,實行的是較低的費率標準和較高的待遇水平的方案即「低費率—高待遇」的制度目標,後來由於始終處於收不抵支的狀態,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經**,這個制度到2023年時將出現赤字,到2023年**將會枯竭,為此,韓國不得不在2023年和2023年兩次進行「年金法改革」,以調整費率標準和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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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包括哪些方面,社會福利主要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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